六舟《剔灯图》局部

　　全形拓由研究青铜器而诞生。中国的青铜器早在夏商周就已达到鼎盛，那时，青铜器物的使用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些史学家干脆把那段时期称作“青铜时代”。但秦汉之后，随着铁器的推广，风光无限的青铜开始衰落，渐渐沦为古董。

　　历史的车轮虽然滚滚向前，过去的风景却总是令人怀念。就像西泠君和他的小伙伴们会时不时地想念小时候吃过的大大泡泡糖、大头娃娃雪糕和大白兔奶糖一样，后代的一些人也总是会无限怀念前代出现过的青铜酒杯和三足大鼎。大约在宋代的时候，人们的怀旧情绪集体蔓延，许多人着手研究包括前代青铜器、碑石、甲骨、玉器等在内的所有古器物。研究的人多了，也便成了一门学问，于是“金石学”便诞生了。

　　到得清代中后期，一大半是缘于文字狱的威慑(未免招来杀身之祸，许多学者潜心于研究与时代隔得较远的“故纸堆”、古物，这只要看看沈从文在后半生不再“从文”，转而研究起中国服饰一例中就可以想见)，投身青铜器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青铜器那时候已经是价值昂贵的古董了，一般人收藏不起，而藏家也难将自己的藏品展示给更多人。粉丝间交流起来是大大的不便啊!

　　无图无真相，19世纪的青铜器研究圈子里少了一部21世纪的相机!不过不要紧，没有相机，他们有绝技!很早之前，青铜器圈子里的爱好者们就开始穷尽各种可能，尝试将青铜器的图像保存于纸上了，此前用得最多的方法是摹绘——也就是静物写生啦。不过摹绘一笔一划皆由人为，信息难免出现疏漏。

　　而与此同时，“金石学”中研究碑石的那帮人却从隋唐开始就发明了一种为“碑石”拍照的技法——“传拓”，或称“拓印”，也就是用纸紧紧覆盖在器物的文字、纹饰上面，然后用墨印出痕迹。“传拓”能够较好地保留碑石上铭文的本来面目，直观且真实，因而在“碑石”圈子里极为流行。不过“传拓”大多是以平面石刻为对象，一般不涉及青铜器，至于传拓青铜器器形，更是从来没出现过的。

散氏盘

　　青铜器毕竟是立体的，与“碑石”圈子里的二维平面大相径庭，也难怪风行日久的“传拓”与青铜器无缘了。但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浙江嘉兴偏偏出了这么一个人——马起凤，为了欣赏和描述青铜器的形制与纹饰，他破天荒地将“传拓”之技施在了青铜器上，以墨传拓青铜全形，“全形拓”由此诞生。

　　所谓“全形拓”，又称立体拓、器形拓、图形拓，它是一种以墨拓为主要手段，辅以素描、剪纸、绘画修饰、剪裁拼凑等技术、技巧，将青铜器的立体形状复制在纸面上的特殊传拓技法。顾名思义，“全形拓”拓出来的器物形状富有立体效果，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他们用独特的方式创造出了三维艺术!

　　与“传拓”的悠久历史比起来，“全形拓”等到“金石学”发展至巅峰阶段才真正问世，至今不过区区一百多年，无疑算是出现得晚了。但这个晚倒并非由于青铜器研究圈子里高手太少，而是因为“全形拓”这种技法本身难度实在太高。不仅费工费时，还要求有素描功底和敏锐的审美眼光。因为难度大，这门技术自诞生以来贯通者也不过寥寥数十人而已，浙江省博物馆的桑椹曾对“全形拓”的发展史做过一个梳理：

　　“全形拓”滥觞于马起凤、六舟。六舟即僧达受，是当时的的宗师级人物，其全形拓技法得自马起凤所传，他曾为阮元拓《百岁图》，花了整整五年才完成，拓成之后，阮元极为赏识，以“金石僧”称之。

六舟《百岁图》局部

　　到清末，大金石家陈介祺采用分纸拓法，使“全形拓”得到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周希丁、马子云等人引入西方的透视、素描方法，所拓器物立体感大为增强，“全形拓”进入鼎盛期。

贾文忠《马年大吉》(局部)

　　然而，时至今日，伴随着摄影和多媒体技术的普及，“全形拓”这门传统社会里耀眼的绝技也正和其他传统工艺一样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沦为故宫博物院等极少数研究机构中不常为外人所知的绝活。

　　神乎其技、美轮美奂的“全形拓”，它的明天如何，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