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时代缩影,在张晓刚艺术风格的演变中,可以看到中国当代艺术近20年来的历史变迁。他以自述性的艺术语言表达着“公共世界”的时代风貌,从而在全球视野下彰显著中国当代艺术的革命力量。 张晓刚《 血缘:大家庭系列》油彩画布 2006年 180 x 200 cm 来源 ▲1986年 新具象第三届展 展览请柬 在以“85新潮”为标志的现代艺术运动鼎盛时期,张晓刚和毛旭辉、叶永青等人组成“新具象”艺术群体,凭借对超现实语言模式的成功转换,创作出《充满色彩的幽灵》系列油画,成为中国超现实主义的先行者。 ▲张晓刚 《充满色彩的幽灵:子夜》 油彩 纸本 85×100cm 1984年作 在90年代“政治波普”和“世写实主义”盛行于艺坛之时,张晓刚的艺术创作也出现了重要转折,他不再以“绘画的身份”出现,而是通过表达观念的视觉方式介入当代问题,在观念、理性和符号语言中寻找着新的表达途径,直到1994年“大家庭”系列的诞生,最后一丝表现情感的笔触也代之以理性与平滑,标志着张晓刚艺术话语的真正成熟。 家庭记忆的内心独白 ▲张晓刚兄弟姐妹旧相片 ▲张晓刚《大家庭系列 草图》 纸本 3.5×4.5cm×3 1993年作 在作品中,本属于私密化的家庭符号被标准化、意识形态化,而各式各样的“血缘关系”则被用来暗指亲情、社会与文化等现代人生存处境中的种种连结,显示出中国传统遗留下的“集体主义”情结对当代观念的影响。 ▲张晓刚《全家福1号》 油彩画布 100×130cm 1993年作 日本德岛县立近代美术馆藏 “通过照片,每个家庭都建立本身的肖像编年史”,正如美国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说,照片,这些幽灵般的痕迹,象征性地提供着血缘关系的聚合与离散。张晓刚画面中穿毛衣与衬衫的人物形象是儒家宗亲传统和毛时代风尚的重要体现,具有时代的标志性符号意义。 群体意识的文化印记 ▲1994年10月 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于第22届圣保罗国际双年展展览现场 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在第22届圣保罗、第46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大放异彩,获得普遍认可,为中国当代艺术获得无数荣誉,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之作。 ▲弗里达•卡罗 《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及我》 油彩 谭培拉 锌板 30.7×34.5cm 1936年作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画面中,并立的母子表情凝重,似有一种经历了恐惧后的木然,眼神虽补以高光,但仍然闪烁不定、呆滞凝重,以细眼单眼皮的共性特征显示出血缘与“中国人”的概念。左脸黄色胎记般的光影处理,被称为“张晓刚光斑”,被艺评家黄专评为:“一种具有增强卷面荒谬感和心理特征的独特技法,它与画面微妙的阴影效果和概念性的肖像造型共同形成了张晓刚作品中最微妙和最耐人寻味的美学效果,一种内惯性的阴翳美学,”亦可被视为个人的个体象征,即每个人区别于他人的内在标识,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或行为特点,探索艺术家和个人、家人、国家甚至自己在历史中,即模糊又清晰的熟悉的关系。 ▲ 张晓刚 《血缘:大家庭系列》局部 左方儿童所佩戴的红领巾和右方母亲的工作装不仅凸显出人物身份,更显示出一个时代通过服装对个人的制约与压迫。这种只有两代人而无长辈形象的核心家庭表现,体现出国家可持续的生产性与战斗。 ▲雷尼•玛格丽特 《The face of genius》油彩画布 75×65cm 1926-27年作 在技法上,张晓刚在“大家庭”系列的创作中采用平滑、不留笔触、柔和的人物造型,系对明末清初诞生的西方写实主义本土化表现的承袭,同月份牌年画、清末工艺油画的取中揉西风格一脉相承,将写实油画转换为中国式的通俗风格,不仅使画面具有一种特有的历史感,更包含着对特定意识形态的反讽与模仿。 ▲ 张晓刚 《血缘:大家庭系列》局部 “大家庭”系列意象表现的语言结构不仅保留着超现实主义和西方形而上画派的痕迹,亦显示出本土语境中的再创造性——当代艺术在西潮冲击下的另一种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大家庭”系列不仅标志着张晓刚艺术的成熟,更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成熟:在用西方语言表示表达中国当代情感过程中,成功转换为个人话语,用独立的艺术语言书写着创伤与记忆,从而在中国当代人的群体意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文化印记。 |
201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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