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的孟浩然集，主要有二卷本、三卷本、四卷本三大系统[1]，其中，三卷本源自于孟洗然所编之“唐本”《孟浩然诗集》[2]，对此，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已曾言之[3]，至宋，则有蜀刻本《孟浩然诗集》问世，后人多将其称为“宋蜀刻本”或者“宋本”。二卷本与四卷本，就现所存见之《孟浩然集》而言，均始见于有明一代，前者与元刻《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关系密切，而后者则至今关系不明。虽然如此，但四卷本的出现，不仅使得孟浩然集的版本系统更为丰富，而且其于流传的过程中，还衍生出了几种为时人与后人所喜爱的《孟浩然集》之通行本，如《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而或此或彼，均为四卷本《孟浩然集》的价值与魅力之所在。本文旨在就明、清两朝具有代表性的几种四卷本《孟浩然集》的嬗变与发展之况，作一具体梳理与观照，并就其母本(底本)略作探讨。

　　一、关于“十二家本”《孟浩然集》

　　“十二家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图书馆)，又称“十二家诗本”、“唐十二家诗本”，也有称其为《十二家唐诗》的，如胡应麟《诗薮·外编》即如是[4]。“十二家本”之于明代，就其发展史况言，主要有两大系统，而其源头，则一为明武宗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所刻唐人诗集本，一为明世宗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所刻唐人诗集本。二者所收入的“十二家”唐人诗，是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沈期、宋之问、陈子昂、杜审言、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12人的诗集。前者的刻印者为一“佚名书商”，因其刻印之地在“吴下”(今江苏苏州)，故又有称“吴下本”或“吴下十二家本”、“吴下十二家诗本”者，全书凡49卷，其中《孟浩然集》为四卷。后者是以前者为底本而进行改编的一种本子，改编者为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张逊业(字有功)，故又有称其为“张逊业本”者，全书凡24卷，即所收12位诗人的诗皆编为二卷，且诗人的排序较前者(即“吴下本”)略有变动。“张逊业本”由于较“吴下本”更便于携带，因而重印、翻刻、改编者乃比比皆是，其版本也因之而甚夥，如流行于当时及其后的“黄墩本”(嘉靖三十一年)、“杨一统本”(万历十二年)、“许自昌本”(万历三十一年)、“何东序本”(隆庆四年)等，即皆属于这一系统。

　　在上述两种“十二家本”唐人集中[5]，其最突出的特点，主要在于一改前人的分类(或不分类)编排为分体编排，且遵循的是先古体、后近体，先五言、后七言之次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编刻者最初的动机，主要是欲以初、盛唐诗人之诗为范本，以供时人学习唐诗之用，对此，谢榛《四溟诗话》之“予客京时”条，已言之甚详。其中有云：

　　予客京时，李于麟(攀龙)、王元美(世贞)、徐子兴(徐中行)、梁公实(梁有誉)、宗子相(臣)诸君招余结社赋诗。一日，因谈初唐、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为楷模?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予默然久之，曰：“历观十四人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衰精华。得此三要……去浊而清归，使李杜诸公复起，孰以予为可教也。”诸笑而然之。”[6]

　　其中的“楷模”、“咸可为法”云云，即是以初、盛唐诗人之诗为范本的明证。此则表明，编刻者汇12位唐代诗人之诗为一集以供时人习学者，实则是与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所倡导的“诗必盛唐”大相关联的。这样看来，则刻印“吴下十二家本”唐人集的那位“佚名书商”，当是与“前七子”存有较为密切之关系的，藉此推之，则此套大型唐人诗集的编辑者，若非出自这位书商本人之手，就必当与“前七子”有所关联。而且，谢榛的这一记载还向时人与后人表明，在那位“佚名书商”编刻“十二家本”唐人集之前，明代初期的社会上是没有王勃等12人的四卷本合集流行的。这样看来，则首编首刻“十二家本”唐人集者，为那位“佚名书商”即可肯定，而《四溟诗话》自始至终无他人编此“十二家本”之记载，又可为之佐证。此外，曾专门论及“十二家本”唐人集的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唐下”，无此之记载的实况，亦可为之佐证。

　　“十二家本”(此指49卷的“吴下十二家本”，下同，不另注)作为明代第一部大型唐人诗之合集，其对于孟浩然诗集的贡献，不仅在于首次推出了孟集史上的第一种四卷本，而且还在于首次对其进行了分体编排[7]，此二者之于孟集版本史而言，都属于一种突破与开创，因而极具版本学价值与意义，也就自不待言。“十二家本”孟集的全称为《孟浩然集》，其较之“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虽然只少了一“诗”字，但所突出的则是明人的一种“文集”意识。“十二家本”唐人集既然属于那位“佚名书商”所首为，则作为其中之一的《孟浩然集》亦为其所首编首刻，也就自可揣知。“十二家本”孟集共收诗263首，具体为：五古63首，七古5首，五排37首，五律129首，七律4首，五绝19首，七绝6首。其四卷的编排概况则为：卷一五古，卷二七古、五排，卷三五律，卷四五律、七律、五绝、七绝。这是一种全新的编排方式。这种编排方式的存在，极大程度地突出了孟浩然“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8]的特点，所以颇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因之，效仿者也就甚夥，如上述张逊业《唐四家诗》之《孟浩然集》等，即皆为其例。

　　就收诗数量而言，“十二家本”《孟浩然集》的263首诗，较之前此的“宋蜀刻本”(210首)[9]、“刘须溪评点本”(233首)孟集等，均要多出许多，而此，也是编刻者表现在“辑孟”方面的一大贡献。这是因为，这一收诗数量，不仅首次将“宋蜀刻本”、“刘须溪评点本”中的全部孟诗予以收录(只有刘须溪评点本”中的一首《秋初》未收)，而且较之后来收诗最多的袁洪道参评本《孟襄阳集》(267首)，也只少了4首[10]。仅此即可表明，“十二家本”《孟浩然集》在明代初、中期之际，应是为人们所相当欢迎的，而上举《四溟诗话》“予客京师”条载谢榛、李攀龙等人在京师于其讨论的实况，又可为之佐证。

　　“十二家本”《孟浩然集》问世未久，即深为当时的孟集收藏者所青睐与雅好，如“翰藻斋”的主人顾道洪即为其中之一。顾道洪为今江苏无锡人，曾参校过“宋蜀刻本”、“元刻刘须溪本”、“吴下十二家本”三种孟集，并在此基础上于“翰藻斋”刻印了《孟浩然诗集》三卷，对此，附于该书卷首的《凡例》，乃有较明确之记载：

　　余家藏《孟浩然诗集》凡三种，一宋刻本，一元刻本，即刘须溪批点者，一国朝吴下刻本，即高、岑、王、孟等十二家者。暇日集览，窗几参互考订，多见异同。因以宋本为近古，庶鲜失真，乃依之为准则。互有字异者，有句异者，有前后倒置者，有通篇不同者，并于宋本内注元本作某，今本作某，或二本作某，字句亦如之，随所详悉……一是集依宋本上中下三卷目录……一元本刘须溪批点者……一今本，即《盛唐十二家》之一，诗以编体，分为四卷，计五七言古诗六十八首，五言排律三十七首，五七言律诗一百三十三首，五七言绝句二十五首，共二百六十三首。一元本多于宋本二十三首，今本又多于元本三十首，共多于宋本五十三首，另立补遗。又采辑《国秀集》内二首，《文苑英华》内一首，皆诸本所不载者，名为《拾遗》与《补遗》，共为一卷 [11]。

　　据此可知，顾道洪在刻印其三卷本《孟浩然诗集》时，乃是将“国朝吴下刻本”也即“十二家本”孟集，作为了一种主要的参校本以待的，而“翰藻斋本”《孟浩然诗集》之面目(此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藉此亦可窥其一斑。

　　清末民初之际，“十二家本”唐人集归于江南图书馆(现南京图书馆特藏部)。在1915年至1922年期间，由张元济等人编印的《四部丛刊·初编》正式出版，其中，集部第26种为《孟浩然集》四卷，所用底本即江南图书馆藏“十二家本”《孟浩然集》。未几，中华书局影印《四部备要》，又据之将此四卷本《孟浩然集》收入(亦编在集部第26种)。至此，始刻印于明代正德年间的“十二家本”《孟浩然集》，即因此而成为了一种通行的孟浩然集本。

　　二、嘉靖时期的两种《孟浩然集》

　　明代的四卷本《孟浩然集》，除了上述之“十二家本”外，还另有两种较为重要的嘉靖本孟集，其一为“唐四家本”，其二即“王孟集本”。“唐四家本”，指的是《唐四家诗》中的《孟浩然集》，但这种唐人诗合集本亦有两种，且衍生出两大系统，一为欧阳景编《唐四家诗》(以下简称“欧本”)，收韩愈、枊宗元、王维、孟浩然诗，其中孟浩然诗四卷;一为嘉靖本《唐四家诗》(以下简称“嘉靖本”)，收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诗，其中孟浩然诗四卷。“欧本”曾为赵琦美《脉望馆书目》所著录。赵琦美是明神宗时期的著名藏书家[12]，今江苏常熟人，著有《脉望馆书目》、《洪武圣政记》、《伪吴杂记》等。其所藏书有一个特点，即大都为孤本秘籍，因而极具文献学价值，“欧本”《孟浩然集》四卷在当时虽不能称之为孤本秘籍，但其既入脉望馆，则文献价值当不可小覤。

　　“嘉靖本”《唐四家诗》，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有载，傅氏并用“蜀刻”(即“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校以其中之四卷本《孟浩然集》，认为“蜀刻”为“最古”，“其文字亦最善”，而“嘉靖本”《孟浩然集》四卷的错讹之多，乃“不可胜计”，因而明确指出：“读《孟集》者取汲古阁本与此宋刻互相证明，其源流得失之故可以恍然矣。”但《藏园群书题记》(以下简称“《题记》”)之所“记”，也多有错讹，且有的还较为严重。为便于认识，兹引其中之主要者如次，以便讨论。其云：

　　……独襄阳诗乃未寓目。今忽荷良友见投，乃检匣中明嘉靖本手加勘正。明本分四卷，与王、韦、柳同刻，称为唐四家，审其行款，当从书棚本出，世亦推为佳椠。今以蜀刻校之，分卷既殊，次第迥异，而字句差错乃改不胜改。自新正开手，迄于二月初旬宿秘魔崖袁氏别墅，始得蕆功，盖前后错杂，披检殊艰，不独笔墨改正之劳也。开卷五序即改至一百余字。卷中词句最异者如《寻香山湛上人》诗“谷口闻钟声”一联在“苔壁饶古意”下，《汉中漾舟》诗“波影摇妓钗”一联在“日入须秉烛”下，《家园卧疾》诗末增“顾予茅衡下”等四联，《登总持浮图》少“累劫从初地”二联，《送崔遏》诗三四联与一二联互易。其他文字不同者几乎无首无之，多至不可胜计。余二十年来校唐人集至百种以上，其异同未有如此集之多也。然则此本之行世固不徒以版刻之古、流传之稀为足珍矣[13]。

　　在这段引文中，傅氏除了对《唐四家诗》及“分四卷”的“明本”(即“嘉靖本”)《孟浩然集》作了简略介绍外，主要是针对“今以蜀刻校之”的实况，进行了“卷中词句最异者”之例举，旨在说明“嘉靖本”《孟浩然集》的错讹之“不可胜计”。那么，事实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下面对此进行重新验按。但需加说明的是，以下之重新验按，所用“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而“嘉靖本”《孟浩然集》四卷则为“江苏蒋曾莹家”所藏本，也即《四库全书》本[14]，为便于把握与了解，前者简称“蜀刻本”，后者简称“四库本”。其具体为：

　　1.《寻香山湛上人》诗“谷口闻钟声”一联在“苔壁饶古意”下。

　　按：“蜀刻”《寻香山湛上人》诗凡20句，其第15—18句为：“松泉多逸响，苔壁饶古意。谷口闻钟声，林端识香气。”而“四库本”此诗亦20句，其第5、6句为：“松泉多逸响，苔壁饶古意”，第17、18句则为“谷口闻钟声，林端识香气”。此则表明，将《寻香山湛上人》诗之“谷口闻钟声”一联置于“苔壁饶古意”之下者，乃为“蜀刻”而非“四库本”。所以，属错误者为《题记》，而导致这一错误的产生，应为《题记》作者将“蜀刻”与“四卷本”混淆所致。

　　2.《汉中漾舟》诗“波影摇妓钗”一联在“日入须秉烛”下。

　　按：此诗之题“蜀刻”作《初春汉中漾舟》，“四库本”则作《春初汉中漾舟》，《题记》作《汉中漾舟》者，不确。“蜀刻”之此诗凡10句，即无“良会难再逢，日入须秉浊”2句，“波影摇妓钗”一联非在“日入须秉烛”之下，而是在“轻舟恣来往”一联之下。“四库本”有“良会难再逢，日入须秉浊”2句，且“波影摇妓钗”一联非在“日入须秉烛”之下，而是在其之上。所以，《题记》 对此诗之“校之”乃误。

　　3.《家园卧疾》诗末增“顾予茅衡下”等四联。

　　按：《家园卧疾》诗题的全称为《家园卧疾毕太祝曜见寻》(“蜀刻”、“四库本”均为此诗题)，《题记》无“毕太祝曜见寻”六字者，不确。“蜀刻”此诗为整20句，“四库本”无“顾予茅衡下”等四联，即于诗末增“顾予茅衡下”等四联者，为“蜀刻”而非“四库本”，《题记》误记。

　　4.《登总持浮图》少“累劫从初地”二联。

　　按：“蜀刻”编此诗于卷上，凡8句(即少“累劫从初地”等4句)，以五律待之;而“四库本”则为12句，“累劫从初地”二联，乃置于“四郊开帝宅”一联之后。所以，《题记》之此载又误。

　　5. 《送崔遏》诗三四联与一二联互易。

　　按：“蜀刻”《送崔遏》之题，“四库本”作《送崔易》。其全诗为：“别馆当虚敝，离情任吐申。因声两京旧，谁念卧漳滨。片玉来夸楚，治中作主人。江山增润色，词赋动阳春。”而“四库本”著录此诗，则乃“三四联与一二联互易”，即：“片玉来夸楚，治中作主人。江山增润色，词赋动阳春。别馆当虚敝，离情任吐申。因声两京旧，谁念卧漳滨。”此则表明，《题记》所言是。但“四库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诗为一首五言律诗，若如“蜀刻”之次序，则第五、六句就无以对仗了，即有违于五言律诗的要求。所以，从汉语格律学的角度言，“四库本”于此诗前后四句的“互易”，乃是甚为正确的。《题记》只指出此诗之“三四联与一二联互易”，而未能着眼于汉语格律学的角度予以审视，实乃智者之一失[15]。

　　以上的重新验按与校核表明，《藏园群书题记》所言“嘉靖本”《孟浩然集》之5例错误，其实是并非为错误的。由此而推之，《题记》所言其“字句差错乃改不胜改”者，实属言之过甚，即此“嘉靖本”《孟浩然集》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孟集本。而事实也正是如此。以《藏园群书题记》所言“嘉靖本”《孟浩然集》之5“误”，核之“十二家本”《孟浩然集》(“嘉靖本”之底本，说详下)，可知其并非为错误。具体为：《寻香山湛上人》诗“谷口闻钟声”一联非在“苔壁饶古意”下，《汉中漾舟》诗“波影摇妓钗”一联非在“日入须秉烛”下，《家园卧疾》诗之末未增“顾予茅衡下”等四联，《登总持浮图》诗非少“累劫从初地”二联。即此四首诗乃全属正确。唯《送崔遏》一诗的“三四联与一二联互易”，但若着眼于五言律诗需要对仗的角度言，则此诗之“三四联与一二联互易”，也是甚为正确的。所以，为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所批评之“分四卷”的“嘉靖本”《孟浩然集》，其实是与“字句差错乃改不胜改”相去甚远的。

　　明代的另一种“嘉靖本”《孟浩然集》，即现藏国家图书馆的“王孟集本”之《孟浩然集》四卷。“王孟集本”，是指为屠倬、陈凤等人刻印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的《王孟集》，共三册，其中，《王摩诘集》六卷，《孟浩然集》四卷，其刻印时间较“吴下十二家本”为后，与“张逊业本”大抵同时。此“嘉靖本”之《孟浩然集》四卷，也是一种值得信赖的孟集本，为便于认识，兹以“十二家本”为底本，取其卷一《寻香山湛上人》、《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三诗为例，并用“宋蜀刻本”(简称“宋本”)、“王孟集本”(简称“嘉靖本”)孟集互校之，藉以窥三家孟集的异同之一斑。

　　(一)《寻香山湛上人》。“十二家本”之全文为：“朝游访名山，山远在空翠。氛氳亘百里，日入行始至。谷口闻钟声，林端识香气。杖策寻故人，解鞍暂停骑。石门殊壑险，篁迳转森邃。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平生慕真隐，累日探灵异。野老朝入田，山僧暮归寺。松泉多清响，苔壁铙古意。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

　　按：此诗题目，“嘉靖本”与“十二家本”同，“宋本”作《寻香山堪上人》，其中“堪上人”误，盖因孟集另有《还山贻湛法师》诗可证，且“湛法师”即湛然[16]。全诗20句之次序排列，“嘉靖本”与“十二家本”同;“宋本”之第5、6两句，则在“苔壁铙古意”之后，也即为第17、18句。又，“石门殊壑险”之“壑险”，“嘉靖本”与“十二家本”同，“宋本”作“豁阴”;“篁迳转森邃”之“森邃”，“嘉靖本”与“十二家本”同，“宋本”作“深邃”;“野老朝入田”之“入田”，“嘉靖本”与“十二家本”同，“宋本”作“入云”;“松泉多清响”之“清响”，“嘉靖本”与“十二家本”同，“宋本”作“逸响”。

　　(二)《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十二家本”之全文为：“谓余独迷方，逢子亦在野。结交指松柏，问法寻兰若。小溪劣容舟，怪石屡惊马。所居最幽绝，所住皆静者。密篠夹路旁，清泉流舍下。上人亦何闲，尘念俱已舍。四禅合真如，一切是虚假。愿承甘露润，喜得惠风洒。依止此山门，谁能效丘也。”

　　按：此诗题目，“嘉靖本”与“十二家本”同，“宋本”作《云门兰若与友人同游》。除诗题外，两种四卷本《孟浩然集》与“宋本”《孟浩然诗集》于此诗之最大的不同，主要在于第9、10两句“密篠夹路旁，清泉流舍下”，“宋本”作“云族兴座隅，天空落阶下”，即二者完全不同。而异字亦夥。如“谓余独迷方”之“独”，“嘉靖本”与“十二家本”同，“宋本”作“游”;“怪石屡惊马”之“怪石”，“嘉靖本”与“十二家本”同，“宋本”作“石怪”;“所住皆静者”之“住”，“嘉靖本”与“十二家本”同，“宋本”作“佳”;“上人亦何闲”之“闲”，“嘉靖本”与“十二家本”同，“宋本”作“闻”;“依止此山门”之“依止此”，“嘉靖本”与“十二家本”同，“宋本”作“依此托”。

　　(三)《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十二家本”之全文为：“百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鷁舟随雁泊，江火共星罗。已求田家旱，仍忧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岸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

　　按：此诗题目，“嘉靖本”与“十二家本”同，“宋本”作《陪卢明府泛舟回作》，即无“岘山”二字。又，“鷁舟随雁泊”之“雁泊”，“嘉靖本”与“十二家本”同，“宋本”作“鸟泊”;“仍忧俗化讹”之“忧俗”，“嘉靖本”与“十二家本”同，“宋本”作“医里”;“犹怜不调者”之“不调者”，“宋本“作“不才子”。

　　以上之校勘表明：凡“十二家本”之诗题、正文字句与“宋本”相异者，“嘉靖本”即与“十二家本”相同;凡“十二家本”之诗题、正文字句与“嘉靖本”一致者，“宋本”即与之相异。这一实况的存在，是“嘉靖本”《孟浩然集》与“十二家本”《孟浩然集》同出一源的最有力之证明。由是而观，后出的“嘉靖本”《孟浩然集》，很有可能为“十二家本”《孟浩然集》之重印本或者翻印本，否则，二者在诗题与字句方面之差异(相对“宋本”《孟浩然诗集》而言)，是不可能有如此惊人之相似的。

　　三、“四库本”与“丛书本”比观

　　清代的四卷本《孟浩然集》之最具代表性者，乃首推《四库全书》之《孟浩然集》(以下简称“四库本”)与张元济等所编《四部丛刊》之《孟浩然集》(以下简称“丛刊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于《孟浩然集》四卷下有注云：“江苏蒋曾莹家藏本。”继而则为对《孟浩然集》的“提要”，并引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今集诗二百一十七首，分为四卷。”并说：“此本四卷之数，虽与序合，而诗乃二百六十二首，较原本多四十五首。”[17]集其诗二百一十八首，分为四卷。”并认为：“此本四卷之数，虽与序合，而诗乃二百六十三首，较原本多四十五首。”[18]二者明显不同。其实，就收诗之实况言，应以“四库本”《孟浩然集》卷首所附之《提要》为是，因为此四卷本《孟浩然集》所收诗正为263首，即其与上所言之“十二家本”《孟浩然集》收诗数量正相一致。张元济等人编“丛刊本”之《孟浩然集》，由于是据江南图书馆所藏“十二家本”《孟浩然集》影印，故其所收诗亦为263首。如此，则可知作为“丛刊本”《孟浩然集》之底本的“十二家本”孟集，其所收诗亦为263首。“四库本”与“丛刊本”均收诗263首的实况，是否表明二者之版本乃属于同一系统呢?也即“四库本”与“十二家本”又具有如样的关系呢?那位“江苏蒋曾莹家”所藏之四卷本《孟浩然集》之底本又是否来源于“十二家本”《孟浩然集》呢?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下面拟将“四库本”与据“十二家本”影印的“丛刊本”(为便于行文，以下合称此两种《孟浩然集》时，简称为“二本”)从三个方面略作比较。其具体为：

　　(一)“二本”各卷之收诗数量与编排次序。

　　先看各卷之收诗数量(含各卷分体之数量)。“四库本”为：卷一63首(全为五古)，卷二42首(七古5首、五排37首)，卷三78首(全为五律)，卷四80首(五律51首、七律4首、五绝19首、七绝6首)。“丛刊本”各卷的收诗数量(含分体数量)，与“四库本”完全相同。

　　再看其编排次序。“四库本”的编排次序，以卷一63首五古为例，其依序为：《寻香山湛上人》、《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宿天台桐柏观》、《宿终南翠微寺》、《春初汉中漾舟》、《宿朱公山房期丁大不至》、《耶溪泛舟》、《彭蠡湖中望庐山》、《登鹿门山怀古》、《游明禅师西山兰若》、《听郑五愔弹琴》、《疾愈过龙泉寺精舍呈易业二上人》、《襄阳旅泊寄阎九司户》、《大堤行寄万七》、《还山赠湛禅师》、《秋登万山寄张五》、《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书怀贻京邑故人》、《游云门寺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示孟郊》、《山中逢道士云公》、《岁暮海上作》、《越中逢天台太一子》、《自浔阳泛舟经明海作》、《早发渔浦潭》、《经七里滩》、《南阳北阻雪》、《将适天台留别临安李主薄》、《适越留别谯县张主薄申屠少府》、《送从弟邕下第后归会稽》、《送辛大之鄂渚不及》、《江山别流人》、《洗然弟竹亭》、《夜登孔伯昭南楼时沈太清朱昇在座》、《宴鲍二宅》、《岘潭作》、《齿坐呈山南诸隐》、《与王昌齡宴黄十一》、《襄阳公宅饮》、《同张明夜清镜叹》、《夏日南亭怀辛大》、《秋宵月下有怀》、《仲夏归南园寄京邕旧游》、《家园卧疾毕太祝见寻》、《田家元日》、《晚泊浔阳望香炉峰》、《万山潭》、《入峡寄弟》、《宿杨子津寄润州长山刘隐士》、《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齡》、《送吴悦游韶阳》、《送陈七赴西军》、《田家作》、《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登望楚山最高顶》、《采樵作》、《早梅》、《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王迥见寻》、《与黄侍御北律泛舟》、《题长安主人壁》、《庭橘》。

　　而“丛刊本”卷一所收之63首五言古诗的编排次序，经过比对可知，其与此乃完全相同。又，“二本”卷一、卷四的收诗数量与编排次序，亦属完全相同，而卷三也是如此(具体详下)，此则表明，“四库本”与“丛刊本”各卷在收诗数量、编排次序方面，乃是完全相同而无只字之区别的。

　　(二)“二本”诗题的相同与相异。

　　为便于认识，对于这一方面的比勘，以“四库本”卷三之全部诗题为底本，“丛刊本”卷三之全部诗题则为校本。“四库本”卷三与“丛刊本”卷三皆为五言律诗，所收诗亦皆为87首，且编排次序完全相同。

　　“四库本”卷三78首五言律诗的诗题为：《与诸子登岘山》、《临洞庭》、《晚春》、《岁暮归南山》、《梅道士水亭》、《闲园怀苏子》、《留别王维》、《武陵泛舟》、《同曹三御史行泛湖归越》、《游景空寺兰若》、《陪张丞相登嵩阳楼》、《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九日》、《大禹寺义公禅》、《除夜乐城张少府宅》、《舟中晓望》、《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与杭州薛司户登樟亭驿》、《寻天台山作》、《宿立公房》、《寻滕逸人故居》、《姚开府山池》、《夏日浮舟过滕逸人别业》、《夏日辨玉法师茅斋》、《与张折冲游耆阇寺》、《与白明府游江》、《游精思题观主山房》、《寻梅道士》、《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得青字》、《晚春远上人南亭》、《人日登南阳驿门亭子怀汉川诸友》、《游凤林寺西岭》、《陪独孤使君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亭》、《赠道士参廖》、《京还赠张维》、《题李十四庄兼赠綦母校书》、《寄赵正字》、《秋登张明府海亭》、《题融公兰若》、《九日龙沙寄刘大》、《洞庭清寄阎九》、《和李侍御渡松滋江》、《秦中感秋寄上人》、《重酬李少府见赠》、《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少府国辅》、《上巳日洛中寄王回十九》、《闻裴侍御朏自襄州司户除豫州司户因以投寄》、《江上寄山阴崔国辅少府》、《送洗然弟进士举》、《夜泊庐江闻故人在东林寺以诗寄之》、《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南还舟中寄袁太祝》、《东陂遇雨率尔赠谢南池》、《行至汝坟寄卢征君》、《寄天台道士》、《和张明府登鹿门山》、《和张三穰县还途中遇雪》、《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自洛之越》、《归至郢中作》、《途中遇晴》、《蔡阳馆》、《他乡七夕》、《夜泊牛渚趁薛八船不及》、《晓入南山》、《夜渡湘水》、《赴京途中遇雪》、《宿武陵即事》、《《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海园作》、《落日望乡》、《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送张子容赴举》、《送张参明经举兼向泾州省觐亲》、《泝江至武昌》、《唐城馆中早发寄杨使君》、《陪李侍御谒聪禅上人》、《和张丞相春朝对雪》。

　　经过比对可知，“丛刊本”卷三所收78首五言律诗的诗题，与以上所录“四库本”卷三所收78首五言律诗的诗题，不仅无只字之错讹，而且凡“四库本”之诗题为误者 ，“丛刊本”之诗题亦为之误。如《大禹寺义公禅》于“禅”后脱“师”(一本于“大”前有“题”)，《赠道士参廖》之“廖”应作“寥”，《陪张丞相登嵩阳楼》之“嵩”应作“当”等，即皆为其例。若将“四库本”、“丛刊本”之诗题勘之于“宋蜀刻本”、“明活字本”、“汲古阁本”等孟集诗题，则问题就更为明显。如“二本”之《晚春远上人南亭》一题，“宋蜀刻本”、“汲古阁本”、《文苑英华》、《全唐诗》等，皆作《晚春题远上人南亭》;“二本”《寻滕逸人故居》一题，“宋蜀刻本”、“汲古阁本”、《全唐诗》等，皆作《寻陈逸人故居》;“二本”之《秦中感秋寄上人》一题，“宋蜀刻本”、“汲古阁本”、《全唐诗》等，皆作《秦中感秋寄远上人》;“二本”之《蔡阳馆》一题，“宋蜀刻本”、“汲古阁本”、《全唐诗》等，皆作《夕次蔡阳馆》，等等。这一实况的存在表明，“二本”《孟浩然集》之诗题无论正确与否，其之相同与相异都是颇为一致的。

　　(三)“二本”文本比观举隅。为便于认识，兹于“四库本”四卷之每卷开首各举两首诗为例，然后以“丛刊本”之同题诗对校，藉以窥其同异之一斑。具体为：

　　1.《寻香山湛上人》。“四库本”卷一为：“朝游访名山，山远在空翠。氛氲亘百里，日入行始至。谷口闻钟声，林端识香气。杖策寻故人，解鞍暂停骑。石门殊壑险，篁迳转森邃。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平生慕真隐，累日探灵异。野老朝入田，山僧暮归寺。松泉多清响，苔壁铙古意。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

　　按：“丛刊本”卷一著录此诗，诗题同，各句之次序排列亦同。全诗20句之字句全同。

　　2. 《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四库本”卷一为：“谓余独迷方，逢子亦在野。结交指松柏，问法寻兰若。小溪劣容舟，怪石屡惊马。所居最幽绝，所住皆静者。密篠夹路旁，清泉流舍下。上人亦何闲，尘念俱已舍。四禅合真如，一切是虚假。愿承甘露润，喜得惠风洒。依止此山门，谁能效丘也。”

　　按：“丛刊本”卷一著录此诗，诗题同，各句之次序排列亦同。全诗18句之字句全同。

　　3.《夜归鹿门歌》。“四库本”卷二为：“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棲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

　　按：“丛刊本”卷二著录此诗，诗题同，各句之次序排列亦同。全诗8句之字句全同。

　　4.《和卢明府送郑十三还京兼寄之》。“四库本”卷二为：“昔时风景登临地，今日衣冠送别宴。闲卧自倾彭泽酒，思归长望白云天。洞庭一叶惊秋早，濩落空嗟滞江岛。寄语朝廷当世人，何时重见长安道。”

　　按：“丛刊本”卷二著录此诗，诗题同，各句之次序排列亦同。全诗8句之字句全同。

　　5.《与诸子登岘山》。“四库本”卷三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按：“丛刊本”卷三著录此诗，诗题同，各句之次序排列亦同。全诗8句之字句全同。

　　6.《临洞庭》。“四库本”卷三为：“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按：“丛刊本”卷三著录此诗，诗题同，各句之次序排列亦同。全诗8句之字句全同。

　　7.《送吴宣从事》。“四库本”卷四为：“才有幕中画，而无塞上勋。汉兵将灭虏，王粲始从军。旌斾边亭去，山川地脉分。平生一匕首，感激赠夫君。”

　　按：“丛刊本”卷四著录此诗，诗题同，各句之次序排列亦同。全诗8句之字句全同。

　　8.《送张祥之房陵》。“四库本”卷四为：“我家南渡隐，惯习野人舟。日夕弄清浅，林端逆上流。山河据形胜，天地生豪酋。君意在利涉，知音期暗投。”

　　按：“丛刊本”卷四著录此诗，诗题同，各句之次序排列亦同。全诗8句之字句全同。

　　所举8首诗之比观表明，“四库本”与“丛刊本”在所著录之孟诗的文本方面，乃是具有惊人的相同性的，而这种文本的相同，又是与以上所比对之“‘二本’各卷之收诗数量与编排次序”、“‘二本’诗题的相同与相异”互为一致的。这三个方面的相同与一致，即成为了“四库本”与“丛刊本”源出一途的最直接证明。

　　四、结语

　　综合以上的比勘与考述，基本上可得出如下结论：明武宗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在“前七子”李梦阳等人“诗必盛唐”的影响下，“佚名书商”出于欲提供一套唐诗读本供时人学习的动机与目的，而于苏州首次编刻了“十二家本”唐人集，《孟浩然集》即寓于其中。此种《孟浩然集》为四卷本，分体编排，收诗263首。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屠倬、陈凤等人所刻印的《王孟集》之《孟浩然集》四卷，以及“江苏蒋曾莹家”所藏、并为《四库全书》所收之《孟浩然集》四卷，1920年前后张元济等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影印之《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四卷，中华书局稍后所影印之《四部备要》本《孟浩然集》四卷，乃皆同出一源，即其皆为“十二家本”《孟浩然集》系统。这是因为，本文的上述之比勘校核表明，“十二家本”、“嘉靖本”、“王孟集本”、“四库本”、“丛刊本”《孟浩然集》在收诗数量、诗题次序、文本异同等方面，均有着惊人的相同性与一致性。换言之，流行于明清时期的四卷本《孟浩然集》之母本，乃为“佚名书商”编刻于明武宗正德年间的“十二家本”《孟浩然集》。由于此“十二家本”《孟浩然集》为这位“佚名书商”所首编首刻，故其也就不存在着四卷本孟集的底本问题。

　　注释：

　　[1]孟浩然集的一卷本，因流行于世者鲜(现所知者，只有《唐十二名家诗》本、《唐六家诗钞》本)，且录载者也只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七)，故本文此处未将其列入“传世或者著录的孟浩然集中”，特此说明。另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七所载，流行于宋代的一卷本“《孟浩然诗》”，乃为刻印者将唐人所编之收诗210首的三卷本孟集“今并为一”，而非另有一种与三卷本毫无渊源关系的一卷本问世，即其虽名曰为一卷本，实际上仍属三卷本系统。

　　[2]关于孟洗然所编三卷本《孟浩然诗集》及其与宋蜀刻本的关系，具体参见拙著《孟浩然研究》第三章第二节《版本源流》，第101—111页，以及拙文《再论孟浩然集的版本问题》一文，前者由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后者发表于《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2期，第17页—21页。

　　[3]王士源所编《孟浩然诗集》为三卷本，“宋蜀刻本”孟集卷首所附《孟浩然诗集序》之“今集其诗二百一十八首，别为七类，分上中下卷”云云，已明言之，但《四库全书》本《孟浩然集》所附之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之《孟浩然集》“提要”，均作“四卷”者，当为编撰者所误记，而万曼《唐集叙录·孟襄阳集》从之而作“四卷”者，当误。

　　[4]如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唐下”即有云：“嘉、隆类刻《十二家唐诗》，盛行于世。”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89页。

　　[5]在上述两种“唐十二家本”外，另有一种一卷本“唐十二家本”，即其所收12位唐诗人之诗无论数量多少，皆编为一卷，此种“唐十二家本”，为杨一统刊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因此种“唐十二家本”非四卷本系统，所以本文以下不对其进行考述，特此说明。

　　[6]谢榛《四溟诗话》卷三，《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89页。

　　[7]清人目录学著述，或有认为“刘须溪注本”孟集为“分体”者，乃是就明人以“刘本”为底本之“参评”、“参注”本而言，而非是实指“刘须溪评点本”孟集为分体本，因为此本为分类本，即将所收孟诗分为“游览”、“赠答”、“旅行”等十类，对此，顾道洪参校本《孟浩然诗集》卷首所附《凡例》已明言之，可参看，此不具引。

　　[8]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孟浩然集》卷首，《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第1071册，第438页。

　　[9]流传于宋代的孟浩然集主要有两种，一为孟浩然编次本，收诗210首，一为王士源编次本，收诗218首，此处所言“宋蜀刻本(210首)”者，所指为孟洗然编次本，特此说明。关于这两种孟浩然集之编次本，具体参见拙作《再谈孟浩然诗集的版本问题》一方，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2期，第17—21页。

　　[10]袁宏道参评本《孟襄阳集》二卷，是以刘辰翁评点本为底本刻印的，其于 “十二家本”《孟浩然集》而言，七古、五律各多一首，七绝多二首，余则全同。又，清编《全唐诗》亦同此。

　　[11]顾道洪《凡例》，《孟浩然诗集》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年刊本。又，《凡例》中所言《盛唐十二家诗》，当为《唐十二家诗》之误，即其“盛”字当衍。

　　[12]关于赵琦美的生平及其藏书概况，参见拙作《清代戏曲目录学著作考论》之《黄丕烈与古今杂剧目录》一文，载《国学》总第三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13]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一《校蜀本孟浩然集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79页。

　　[14]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所载，《四库全书》所收录之“蒋曾莹家藏”《孟浩然集》四卷为嘉靖本，其实际上与《四部丛刊》本即“十二家本”为同一系统，说详本文所第三节“四库本”与“丛刊本”之比观。

　　[15]对于“四卷本”《孟浩然集》于此诗“三四联与一二联互易”之正确者，另可参见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卷四对此诗“互易”的箋注，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427页。

　　[16]关于湛然生平及其与孟浩然交游之况，参见拙著《孟浩然研究》第二章第三节，第66—73页，该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1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集部·别集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82—1283页。

　　[18]《四库全书》第107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437页。

　　作者简介：王辉斌，男1947年生，湖北天门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中国杜甫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文献学、辑佚学、乐府文学与戏曲论著批评。已出版《商周逸诗辑考》、《先唐诗人考论》、《唐代诗人探赜》、《唐宋词史论稿》、《宋金元诗通论》、《唐后乐府诗史》、《四大奇书探究》、《明清戏著史论》等25种著作，在全国160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20余篇。

　　(本文原载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版《孟浩然新论》第310—327页)